中德领导人漫步钓鱼台
随着1997年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法治话语开始成为主流媒体和官方文件中的高频词。
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全民守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必须着力解决上述问题。完善法律草案表决程序，对重要条款可以单独表决。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法治道路、法治体系三位一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国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理论体系，由以下四个主要部分构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阶段性奋斗目标的基本方式和可靠保障，是引领、促进和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依赖。各级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党组织要领导和监督本单位模范遵守宪法法律，坚决查处执法犯法、违法用权等行为。
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法治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底线和后盾，凡是法治禁止的，通常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反对的。长期以来，自治州和自治县的立法权仅限于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
其一，虽然该条第四、六款沿用了较大的市的概念，但与修改前的《立法法》在内涵上已完全不同。而对于自治县来说，在当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总的思路还应是回归自治立法权的本质，即对于那些不属于自治立法权范畴、但又必须实现法制化的事项，应依托该自治县所隶属的上级地方立法实现。对中央而言，理论上最为彻底的办法其实是将较大的市的身份与城市立法权脱钩，即较大的市仅作为一类中央特殊政策的载体存在，无涉地方立法权的配置。逻辑上，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规范冲突的几率增加。
此外，由于长期存在立法需求释放渠道，即便直接全面放开自治州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也不易出现所担心的井喷式局面。一方面，作为全国通行的法律文件，《决定》专门就四个城市的立法权问题予以特别规定，实非明智之选。
[2]笔者曾针对《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中的这一问题撰文质疑。2012年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撤销街道办事处，设立30个社区。在现行法律规范框架下，地方性法规能够成为人民法院的判案依据。因此，不论是对立法范畴的宏观把握还是对重要立法事项（如对法律的变通规定）的细节拿捏，自治州的立法能力均要明显优于大部分新获地方立法权的设区的市。
另一方面，对许多发达的县级市（如昆山、顺德、义乌等）而言，市代县体制已然成为束缚发展红利进一步释放的制度障碍，过去几轮的扩权已不适应经济强县（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县市一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普遍出现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原《立法法》中，地市一级具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仅限为较大的市，但其新《立法法》第72条中已被设区的市悄然替代。又如，在全国各地对立法权呼声高涨即需求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考虑特定城市的立法需求实际上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控制价值。首先，作为四类设区的市之一，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亟需新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回应。
笔者认为，未来改革的重点应在自治区自治法规审批程序的松绑——从五大自治区制定自治条例的历程看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程序业已成为最大的制度性阻碍。应认识到，地方法制建设所呈现的体系化特征，恰恰说明任一法律的规范发展都无法独力承担推动改革进程的大任。
其二，在地方旺盛的立法需求下，省级人大常委会很难对立法权的放开给予有效的控制，加之地方利益表达、市际协调均衡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势必导致省、自治区对放开节奏的实际控制力进一步削弱。显然，三种方案的改革程度依次提升。
第三，设区的市提法形式上挂一漏万。2015年4月4日，西藏林芝地区撤地设市，在原林芝县行政区域设立巴宜区。对较大的市立法权的扩充模式、对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忽视以及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聚焦偏差是典型体现。第四，新《立法法》第72条为强调循序渐进的策略，特意要求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控制所辖市立法权逐步放开的进度，并设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程序作为呼应性的中央控制手段。相应地，围绕经济特区建设和发展所设置的地方立法权格局也应随之扩大，但这在新《立法法》中同样未有回应。第74条赋予经济特区所在省的立法权的初衷应是期待经济特区上级地方进行立法补强，或在省域范围内实现配合经济特区发展的区域化格局。
又如自治州和自治县不会面临的问题——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位阶对比关系以及如何在实践中适用？对此，《立法法》均未给出明确的回应。在旧《立法法》制定时，我国业已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均以城市为基础，因此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表述在当时并无不妥，但后来，一方面，海南以省为基础设立经济特区，全省辖4个地级市和6个县级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如何确认？另一方面，喀什系以地区为基础设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又究竟是指喀什地区还是地区行署所在的县级喀什市？[5]此外，新《立法法》第74条对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制定在经济特区内实施的法规的权力予以再次确认，但喀什经济特区位处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非省，因此严格依照新《立法法》的规定，新疆自治区并不享有此项立法权。
当然，这一改革还需要《民族区域自治法》乃至《宪法》的配合，非单纯修改《立法法》所能实现。这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进新型城镇化行动计划(2013-2020）》中实际上已有端倪。
至于其他地区是否将延续撤地设市的改革思路并由此获得地方立法权，尚待观察。在依法治国的宏观背景下，这将大大提高维护市场统一和自由的治理成本——诸如协商、地区经济共同体等现代治理的核心要素均无法在此条件下全面、深入地实现。
总之，《立法法》修改其实可考虑将经济特区剔出较大的市的范畴，而作为一类特殊的地方立法权主体以专条专款的方式加以规定，但新《立法法》对此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4] 2014年7月，西藏日喀则撤地设市，原县级日喀则市改为桑珠孜区。但逐步推进策略的强调并不能在实践中完全解决市际立法能力和水平的差异问题，这将导致不同城市的中国公民所实际享有的法制保障效用存在差异，导致新的不平等。其一，逐步放开所考虑的因素列举并不科学，如，特定城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在逻辑上不应成为该市是否应当及时享有地方立法权的考量因素。
这不仅与《立法法》修改的初衷不符，更与整个社会主义民族法制发展的大趋势相悖。2015年4月12日，新疆吐鲁番地区撤县设市，撤销吐鲁番(县级)市建制改设高昌区。
虽然新《立法法》在放开市级地方立法权的同时在第72条附加了限制性规定：其他设区的市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所辖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确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这不仅是对政策基础的补足，新《立法法》似乎也得以规避国务院作为审批主体逐渐放开市级地方立法权所可能面临的计划审批悖论。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实践中的规制范围实际上已经全面涵盖甚至溢出了新《立法法》的三项限制，同时还拥有不容小觑的规范位阶。因此，这种主体身份区分的现实基础已不复存在。
但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省管县的体制改革业已为大势所趋，若意在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积极效用，则县级市法制需求亦应予满足。第二，让所有地级市获得目前由较大的市所享有的地方立法权，这与此次《立法法》修改的路径基本吻合。至于学界对《立法法》修改后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市数究竟是284还是288（加上儋州实为289）的争论，笔者以为，实际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市远不限于此。这也是当年五四宪法否认除民族自治地方外其他任何形式的地方立法权的初衷。
而在当前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短期内无法建立情况下，中央针对法出多门的纠偏力量被极大削弱，这也就必然导致法制体系紊乱的状况进一步加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在当时也被解读为申大大门的重新开启。
与新《立法法》中处处设限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不同，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自治条例在立法事项上更为宽泛，号称民族自治地方的小宪法，综合性可见一斑。（二）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权：《立法法》修改的得与失 此次《立法法》修改对于前述问题的回应采取了颇为实际的策略：对于自治区立法权问题，短期内非依靠《立法法》的单独修改所能改变。
（二）全面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的潜在风险 不过，新《立法法》就全面扩充的方式而言，却存在可商榷空间。但自治区立法权面临的窘况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目前五大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尚付阙如，甚至严格意义上的单行条例亦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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